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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整理:江苏省宝应城市建设有限公司 发布时间:2021-6-21 16:3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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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二一年第七期

 

中共宝应县委宣传部、宝应县社科联编印             2021年6月18日

 

编者按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上海石库门、南湖红船,诞生了中国共产党;14年抗日战争、历史性决战,才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共和国是红色的,不能淡化这个颜色。无数先烈的鲜血染红了我们的旗帜,不建设好他们所盼望向往、为之奋斗、为之牺牲的共和国是绝对不行的。本期报告,中央文化和旅游管理干部学院院长周庆富以“从南湖红船到双清别墅”的革命历史为线索,深刻剖析了中国共产党革命文化的丰富内涵,对我们深入学习党的历史起到了一定的指导意义。

 

 

从南湖红船到双清别墅

中国共产党革命文化的形成和发展

周庆富

 

2019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全国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的文化艺术界、社会科学界委员时发表讲话,强调不忘初心,方得始终,“我们的初心是什么?上海石库门、南湖红船,诞生了中国共产党,14年抗战、历史性决战,才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共和国是红色的,不能淡化这个颜色。无数的先烈鲜血染红了我们的旗帜,我们不建设好他们所盼望向往、为之奋斗、为之牺牲的共和国,是绝对不行的。不能被轻歌曼舞所误,不能‘隔江犹唱后庭花’”。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先后到过许多革命老区考察,看望老区人民,对传承红色基因、弘扬老区精神作出重要指示,对革命文化也作出了一系列重要论述,强调要使革命文化成为激励人民奋勇前进的精神力量。

近来,一部很有影响的电视剧——《觉醒年代》播出。电视剧以1915年《青年杂志》问世到1921年《新青年》成为中国共产党机关刊物为线索,以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陈延年、陈乔年、邓中夏、赵世炎等历史人物为主人公,再现了从新文化运动到中国共产党建立的这段历史,以及不少著名的文化人物。比如辜鸿铭,他绝不是冥顽不化的老头,而是一位有胆量、有气魄、有担当的中国人。他13岁出国,先后获得了13个博士学位,精通英、法、德、拉丁、希腊等9种语言,被称为中国第一语言天才,在西方也很受敬重,有“到中国可以不看三大殿,但不可不看辜鸿铭”的说法。电视剧中,蔡元培说他“不是文化守旧,而是文化自信”。

北大红楼的第二阅览室,是毛泽东曾经工作过的地方。1918年10月到1919年3月,毛泽东在这里担任图书管理员。在这段时间里,毛泽东在李大钊、陈独秀等人影响下逐渐建立起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

1918年11月,李大钊在天安门发表了著名演说——《庶民的胜利》。他说:“一个事件的发生,是世界风云发生的先兆。一七八九年的法国革命,是十九世纪中各国革命的先声。一九一七年的俄国革命,是二十世纪中世界革命的先声。”李大钊在《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胜利》中预言,“人道的警钟响了!自由的曙光现了!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李大钊这些演讲的现场观众里就有青年毛泽东,因此这一时期的毛泽东了解了十月革命,了解了马克思主义,还阅读了《共产党宣言》《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史》。

1949年3月,毛泽东同志在西柏坡时回忆道:“30年前我为寻求救国救民真理而奔波,吃了不少苦头。还不错,在北京遇到了一个好人,就是李大钊同志。在他的帮助下,我才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没有他的指点和指导,我今天还不知在哪里呢!”

《李大钊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一书的序言写道: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解释,深深地影响着未来整整一代中国共产主义领导人的思想和行动,他们中最杰出的一个人是1918年冬至1919年春这段关键的日子里,李大钊在北京大学图书馆的年轻助手——毛泽东。

一、革命文化是开天辟地、大浪淘沙的文化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从纷然杂陈的各种观点和路径中,经过反复比较和鉴别,毛泽东同志毅然选择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选择了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的崇高理想。”

1921年发生了一件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召开,而后又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出席大会的各地代表共有13位,包括李达、李汉俊、董必武、陈潭秋、毛泽东、何叔衡等人。党最早的两位创始人——陈独秀和李大钊,则因为各种原因没有出席这次极为重要的会议。在南湖红船上,代表们继续上海未能进行的议题,讨论并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关于当前实际工作的决议》,选举产生了中央领导机构,庄严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出席一大的代表中,为共产主义献身的有五位,如唯一的少数民族代表邓恩铭1931年在济南英勇就义,年龄最长的代表何叔衡在红军长征时留在苏区坚持斗争而牺牲。

党的十九大以后,习近平总书记率领新当选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再次来到一大会址、浙江嘉兴南湖参观并发表了重要讲话:“小小红船承载千钧,播下了中国革命的火种,开启了中国共产党的跨世纪航程。”2005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弘扬红船精神,走在时代前列》的署名文章,完整概括出了“红船精神”,尤其是“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

新中国成立时,在天安门城楼上见证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的一大代表只有两位,一位是湖南代表毛泽东,一位是湖北代表董必武。可以说,在一大代表中,既有用马克思主义引领中国改天换地的毛泽东,也有为真理献身的何叔衡、陈潭秋、邓恩铭。所以,革命文化首先就是一种开天辟地、大浪淘沙的文化。

二、革命文化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文化

发生在武昌都府堤41号的一件重要的事,就是《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问世。1927年,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毛泽东,回到当时农民运动发展最为迅猛的湖南考察农民运动,步行700多公里,实地考察了5个县,召开各种类型的调查会。之后,他回到了武昌,在都府堤41号写下了这篇中国革命史上的重要文献。在这篇报告中,毛泽东提出了要进行政治宣传,动员民众,开启民众的心智。他还关注到农民的文化运动,如办夜学等,从而认识到动员、发动农民的重要性,以及要先教育农民、唤醒民众。

秋收起义失败以后,毛泽东带领剩余部队到了三湾,进行了著名的“三湾改编”。为了防止部队到井冈山违反群众纪律,在著名的“雷打石”上,毛泽东第一次提出了“三大纪律”。

1927年至1930年,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为我们开辟了一条革命的成功之路,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井冈山精神。“八角楼的灯光”,那是毛泽东办公的地方。在那里,他写下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等著作,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的重要思想。在古田的协成店,毛泽东则写下了另一篇重要文章——《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他写道:“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以后,革命的主观力量确实大为削弱了。剩下的一点小小的力量,若仅依据某些现象来看,自然要使同志们(作这样看法的同志们)发生悲观的念头。但若从实质上看,便大大不然。这里用得着中国的一句老话:‘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就是说,现在虽只有一点小小的力量,但是它的发展会是很快的。它在中国的环境里不仅是具备了发展的可能性,简直是具备了发展的必然性,这在五卅运动及其以后的大革命运动已经得了充分的证明……只要看一看许多地方工人罢工、农民暴动、士兵哗变、学生罢课的发展,就知道这个‘星星之火’,距‘燎原’的时期,毫无疑义地是不远了。”所以他预言:(革命高潮)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

毛泽东同志用诗一般的语言焕发出了我们的红军、我们的党的胜利信念与斗志昂扬的精神。所以说,革命文化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文化。

三、革命文化是同甘共苦、鱼水情深的文化

我们课本上就有瑞金沙洲坝的故事,讲的就是我们中国共产党人一切为了人民。那时的沙洲坝因干旱缺水,流传着“有女莫嫁沙洲坝,天旱无水洗头帕”的民谣。那时的老百姓也很迷信,没有人敢开凿打井,怕把“龙脉”给破坏了。毛泽东来了以后,通过调研找了一个有水源的地方,和警卫员一起破土挖井。从此以后,老百姓喝上了甜井水,“吃水不忘挖井人”也流传开了。这就是为民办实事,造福一方,体现了我们中国共产党人的使命担当。

沙洲坝住着一个叫杨荣显的老人,他有8个儿子,先后把他们送去参加红军,上了战场,最后都壮烈牺牲了,于是便有了电影《八子》的故事。当时的苏区报纸还报道了杨荣显老人为什么送8个儿子上战场,因为共产党给“我们”分了地,“我们”有了盼头,所以要保护胜利的成果,老百姓都动员起来了。

瑞金的红军烈士纪念塔,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为了褒扬先烈,永远纪念在革命战争中光荣牺牲的红军指战员而决定兴建的。这座塔建于1934年,由钱壮飞设计,梁柏台任工程指导。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长征以后,这座塔就被敌人拆毁了。后来,当地老百姓冒着生命危险,把红军烈士纪念塔拆除下来仅有完整的“烈”字抬回家里隐藏起来,一直珍藏到全国解放。这就是老百姓对我们的党与革命的衷心拥护和支持。

毛泽东在《关于重庆谈判》一文中写道:“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人民好比土地。我们到了一个地方,就要同那里的人民结合起来,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习近平总书记说,一部红军长征史,就是一部反映军民鱼水情深的历史。所以说,革命文化是同甘共苦、鱼水情深的文化。今天,我们中国共产党人仍然要做到“有盐同咸,无盐同淡”,只有这样才是真正做到了一切为了人民。

四、革命文化是凤凰涅槃、浴火重生的文化

长征是什么?在魏巍笔下,它是“地球上的红飘带”;在美国作家与记者的描述中,它是“前所未闻的故事、惊心动魄的史诗”。在《地球的红飘带》卷首语中,魏巍说道:“中国英雄们的长征,是中国人民的史诗,也是世界人类的史诗。这部史诗是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人用自己的脚步和鲜血镌刻在我们这个星球上的。它象一支鲜艳夺目的红飘带挂在这个星球上,给人类,给后世留下永远的纪念。”

我们大家都知道“飞夺泸定桥”,但是可能不一定知道,中央红军指挥机关为什么知道200里之外有泸定桥?这就要说到毛泽东熟读了很多书籍,特别是军事地理书籍,其中就记载了泸定桥的《读史方舆纪要》。所以说,是毛泽东的渊博学识,是文化,挽救了党。这段历史,恰恰回答了我们为什么要强调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

《地球的红飘带》连环画的作者沈尧伊,连续五次重走长征路,找了很多人采访、考证,为的就是画遵义会议时毛泽东吸的烟。我们的艺术工作者就应该常怀这样的精神,不断创作出艺术的精品。

习近平总书记总结长征精神时说道:伟大长征精神,就是把全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坚定革命的理想和信念,坚信正义事业必然胜利的精神;就是为了救国救民,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的精神;就是坚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就是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团结的精神;就是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艰苦奋斗的精神。

毛泽东同志在《帝国主义是不可怕的》一文中写道:“我们的军事力量在长征前曾经达到过三十万人,因为犯错误,后来剩下不到三万人,不到十分之一。重要的是在困难的时候不要动摇。三万人比三十万人哪个更强大?因为得到了教训,不到三万人的队伍,要比三十万人更强大。”这不就是精神的力量吗?

红军从30万锐减到3万,血战湘江、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迎来的是浴火重生,因为什么?因为一种革命的精神,一种谁也战胜不了的力量——革命文化的力量。经历了通道转兵、黎平会议、遵义会议,党内逐步形成了领导核心。和红四方面军会合,又遭遇了与张国焘的斗争。可以说,正是这些斗争锤炼了党,促使我们党找到了、确立了核心,才有了最后的取得重大胜利、建设新中国。这些斗争要比血战湘江、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等激战,更体现中国共产党人的独立自主与创新创造。

红一方面军的长征,平均每300米就有一名红军战士牺牲。可以说,这条“红飘带”是用烈士的鲜血染成的。无论是在斯诺的采访中,还是在薄复礼的《神灵之手》中,在一个个外国人的眼中,“中国工农红军是一支纪律严明、爱护群众,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的军队;红军的高级将领,则是充满着追求精神、决心建立共产主义政权的共产党将军”。

所以,通过长征看我们的革命文化,它是凤凰涅槃、浴火重生的文化。毛泽东同志评价长征: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历史上曾经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吗?12月光阴中间,天上每日几十架飞机侦察轰炸,地下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路上遇到说不尽的艰难险阻,我们却开动了每人的两只脚,长驱二万余里,纵横十一个省。

五、革命文化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文化

延安,是一座史诗般的城市,也是最值得铭记的,因为党中央在此奋战13年,也是在此我们党实现了由弱变强、转败为胜的伟大转折。

2008年全国“两会”期间,已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的习近平来到人民大会堂陕西厅,与出席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陕西代表团一起审议政府工作报告和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听完代表的发言后,他激动地说:“我是在延安入的党,是延安养育了我,培养了我,陕西是根,延安是魂,就像贺敬之那首《回延安》的诗里所描绘的:我曾经几回回梦里回延安。我期盼着在一个合适的时候,能去陕西再去看看延安,向老区人民学习,向陕西的各级干部学习。”

《回延安》是贺敬之的代表作。他16岁到延安,入鲁迅艺术学院文学系学习,后来创作了歌剧《白毛女》,也是《南泥湾》的主创之一。1945年中共七大准备召开之际,延安的鲁迅艺术学院的一些艺术家根据1940年流传在晋察冀边区一带“白毛仙姑”的民间故事传说,加工改编出了歌剧《白毛女》。其主题是“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1943年,陕甘宁边区军民大生产运动渐入高潮。延安军民精心筹办了慰问品,并带上文艺节目,到南泥湾去慰劳第三五九旅全体官兵。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秧歌队的秧歌舞《挑花篮》在南泥湾慰问演出中,极受第三五九旅全体官兵的欢迎。于是,歌曲《南泥湾》就这样诞生了。

大生产运动的背景,是国民党军队向共产党八路军抗日根据地发动大规模扫荡,并调集军队包围陕甘宁边区,实行严密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面对日益困难的经济形势,毛泽东在延安发动了大生产运动。所以,延安精神既包括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也包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我们也可以看到,从中共一大的开天辟地到井冈山的勇创新路,再到延安的创业精神,都是革命文化的一脉相承。

六、革命文化是立场鲜明、生动活泼的文化

要讲文化,就必须要讲延安文艺座谈会。1942年5月2日至23日,中共中央于在延安杨家岭召集文艺工作者举行座谈会。会议由毛泽东和凯丰主持。出席者共100余人。毛泽东从开始到结束作了两次讲话,分别为引言和结论。

为什么要召集文艺工作者举行座谈会?因为我们党看到了那时存在的问题——美术系向西洋学习技术,画构图复杂、大场面的画;戏剧系热衷于演大戏和外国戏,演出《日出》《铁甲列车》《带枪的人》等大戏;文学系欣赏古典和外国文学作品,言必契诃夫,谈必果戈理。老百姓讽刺说:戏剧系的装疯卖傻,音乐系的哭爹喊娘,美术系的不知画啥,文学系写得一满害(解)不下(陕北方言,“什么也不懂”的意思)!

5月16日,文艺座谈会进入了第二次会议,全天都是热烈的讨论。长期率领陕甘宁边区民众剧团在乡村巡回演出的剧团团长柯仲平说道:“这两年,在演大戏的过程中,好些人把给老百姓看的小戏给忘了,我们民众剧团就是演《小放牛》。你们瞧不起《小放牛》,老百姓却很喜欢。剧团离开村庄时,群众都恋恋不舍地把我们送得好远,还送了很多慰问品,鸡蛋、花生、水果、红枣,我们吃不完,装满了我们的衣袋、行囊和马褡。”说到这儿,毛泽东打趣道:“你们吃了群众慰劳的鸡蛋,就要更好地为群众服务,要拿出更好的节目来为群众演出,不要骄傲自满。你们如果老是《小放牛》,就没有鸡蛋吃了。”

所以,对于当时的文艺工作者而言,怎么把抗战、一致对外的理念变成老百姓津津乐道、一下就明白的东西,才是职责所在。实际上,毛泽东早在1937年就提出过“宣传上要做到群众喜闻乐见,要大众化”的战略指导,并指出“现在很多人谈旧瓶新酒,我看新瓶新酒、旧瓶新酒都可以,只要对抗战有利”。在文艺座谈会上,他还讲道:“对于他们(工农兵),第一步需要还不是‘锦上添花’,而是‘雪中送炭’……鲁迅的两句诗,‘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应该成为我们的座右铭。‘千夫’在这里就是说敌人,对于无论什么凶恶的敌人我们决不屈服。‘孺子’在这里就是说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一切共产党员,一切革命家,一切革命的文艺工作者,都应该学鲁迅的榜样,做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牛’。”

延安文艺座谈会和2014年10月15日的文艺工作座谈会,都多次谈到鲁迅。毛泽东同志强调,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否则你的劳动就没有对象,你就只能做鲁迅在他的遗嘱里所谆谆嘱咐他的儿子万不可做的那种空头文学家,或空头艺术家。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指出,鲁迅先生说,要改造国人的精神世界,首推文艺。由此可见,文化软实力也得“硬”发展,我们不能轻视文艺,文艺工作者不可以做鲁迅遗言中的空头艺术家。

所以说,革命文化是一种立场鲜明、生动活泼的文化,既针锋相对、语言辛辣,能够让我们的对手无话可说,但又生动活泼,能够让老百姓一下明白。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的,要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我们是站在无产阶级的和人民大众的立场。文艺工作者应该学习文艺创作,这是对的,但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一切革命者都应该学习的科学,文艺工作者不能是例外。也就是说,我们的文艺工作者在创作的基础上,还要能够回答得出为谁创作、为谁服务、歌颂谁、怎么歌颂的问题。放到今天来说,就是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四史”。

七、革命文化是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文化

重庆谈判,是一场国共两党之间的文化之战。一首《沁园春·雪》,用陈布雷的话说就是:“雾重庆”快要变成“雪重庆”了。这就是文化的影响。

1945年9月6日,毛泽东抵达重庆几天后,便以旧作《沁园春·雪》赠柳亚子,不拟发表。《新华日报》发表了柳亚子的和词后,《西方夜谭》将《沁园春•雪》公开发表出来并评为气魄极大之作,重庆各界为之震惊。毛泽东在重庆期间,还和包括孙俍工、于右任、尹瘦石在内的一系列文化人士会面,大大提升了我们党的影响力。

与此同时,国民党也没有闲着。国民党组织文人发表文章,对《沁园春·雪》进行“围攻”。1943年,蒋介石授意、陶希圣执笔的《中国之命运》出版,其内容诬蔑共产党妨碍国家统一。对此,毛泽东亲自执笔在《解放日报》发表社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予以驳斥。19岁的曹火星看到了这篇社论,心潮澎湃,于是便创作出了歌曲《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听到女儿李讷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提出应该在“中国”前加上一个“新”字,于是就有了后来的《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西柏坡,可以说是我们党的最后一个农村根据地。西柏坡精神的内涵,就是两个“敢于”、两个“善于”、两个“坚持”、两个“务必”。“敢于斗争,敢于胜利”“善于破坏旧世界、善于建立新世界”“坚持依靠群众,坚持团结统一”“务必保持谦虚谨慎的作风,务必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可以说是我们党的首创精神的体现,而诸如沕沕水发电厂建成等事例也印证了西柏坡精神。离开西柏坡前,毛泽东和周恩来之间那段关于“进京赶考”的对话,被历史铭记。

1949年3月25日,党中央来到了颐和园。当晚,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在益寿堂宴请包括柳亚子、黄炎培、沈钧儒在内的民主人士。说到黄炎培,就不得不提“茅台诗”的故事。在重庆,沈钧儒的儿子沈叔羊画了一幅画,上面有一个茅台酒瓶和两个酒杯,请黄炎培题字。黄炎培想起红军长征时有在茅台池子里洗脚的传说,就写下了“喧传有人过茅台,酿酒池中洗脚来。是假是真我不管,天寒且饮两三杯”的诗。董必武看到画与诗后,买下来送给了毛泽东。毛泽东将其挂到中共中央会客室,黄炎培访问延安时看到后很是激动。还有一种说法是,当时中共中央南方局一直重视文艺界动向。工作人员参观沈叔羊的画展后向周恩来汇报:一是国统区已经知道红军长征,二是画作上的黄炎培题诗。周恩来说,这幅画与两位重要民主人士有关,于是立即指示工作人员,带钱去买下这幅画,送往延安。后来,国民党中统负责人徐恩曾回忆这幅画的故事,说:“周恩来搞统战,犹如水银泄地,无孔不入。细数吾党同仁,难有与其相匹敌者也!”由此可见,我们的革命文化是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文化,所谓肝胆相照,就是争取各方的支持。

八、革命文化是丢掉幻想、准备斗争的文化

毛泽东进入北京以后就入住了双清别墅,从3月25日进驻到8月23日离开。这期间发生了几件很知名的事件,如:毛泽东在六角红亭看报纸,报纸上写着“南京解放”,这一场景被徐肖冰拍摄下来。这之后,毛泽东就发表了《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这首著名诗篇,尤其是“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一句最为体现革命文化的精髓。此外,毛泽东还在这里完成了一系列重要文章,其中有两篇与美国有关——《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和《别了,司徒雷登》。《别了,司徒雷登》一文,抨击了美国的“白皮书”和美国政府扶持支持中国国民党发动内战的政策。毛泽东在《别了,司徒雷登》中写道:“那些近视的思想糊涂的自由主义或民主个人主义的中国人听着,艾奇逊在给你们上课了,艾奇逊是你们的好教员。你们所设想的美国的仁义道德,已被艾奇逊一扫而空。不是吗?”他在《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中写道: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这就是帝国主义和世界上一切反动派对待人民事业的逻辑,他们决不会违背这个逻辑的。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再斗争,直至胜利——这就是人民的逻辑,他们也是决不会违背这个逻辑的。由此可见,革命文化是丢掉幻想、准备斗争的文化。

总而言之,革命文化是什么?是开天辟地、大浪淘沙的文化;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文化;是同甘共苦、鱼水情深的文化;是凤凰涅槃、浴火重生的文化;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文化;是立场鲜明、生动活泼的文化;是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文化;是丢掉幻想、准备斗争的文化。

从革命文化的形成与发展看,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成功?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进行总结:一是醒狮效应,即唤醒民众,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中国这头狮子已经醒了,但这是一只和平的、可亲的、文明的狮子”;二是头雁效应,即号召群众、带领群众;三是“孺子牛”效应,即中国共产党人要甘心为民服务,做人民的“孺子牛”。再用一句话进行总结,那就是一切为了人民,人民就是一切。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的一百年,是矢志践行初心使命的一百年,是筚路蓝缕奠基立业的一百年,是创造辉煌开辟未来的一百年。要教育引导全党大力发扬红色传统、传承红色基因,赓续共产党人精神血脉,始终保持革命者的大无畏奋斗精神,鼓起迈进新征程、奋进新时代的精气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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